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,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公开讲出六四问题的学者之一。居然有人发问:是不是此人在六四中有什么挫折,受了什么刺激?崔卫平在她的一篇博文里写道:“啊,这是他们唯一的思路了,认为别人做任何事情,只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、个人利益,我后来见到许多朋友都遇到诸如此类的情况。”
崔卫平说:“迄今我不能理解(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)的是――为什么我们不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善意?不能表达对于受苦同胞的基本关怀?一个不允许、不鼓励人们之间互相关心的社会,可能是一种什么可怕情景?难道人与人之间只有隔阂和冷漠才是正常的吗?难道只有互相利用、互相提防乃至互相坑害,才是畅通无阻的吗?而我们今天的社会,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沉睡的善意,多么需要释放人们身上优良的一面。”
在今年纪念六四的集会上,我专门讲到冷漠。我说:“人类反抗暴政的斗争,就是反抗冷漠的斗争。”冷漠不是罪恶,但冷漠是一切罪恶存在的条件。肖伯纳说得好:“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,而是冷漠;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。”什么是人性?孟子曰: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。”人和禽兽的区别就只有那么一点点,这就是人有同情心,人有正义感。人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同情心、正义感,人就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人性。
在今日中国,同情心、正义感的沦丧已经到了这个地步,以至于在很多人看来,一个人没有同情心、没有正义感,那是正常的;有同情心、有正义感倒成了不正常,成了异类。那些没有同情心、没有正义感的人可以活得理直气壮,问心无愧;那些有同情心、有正义感的人反而倒需要随时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行为。
和冷漠的蔓延相伴而行的是遗忘的蔓延。
在今年五四北京大学112年校庆校友会上,几位白发苍苍的反右运动受难者,举着“哭北大”、“右派索赔”、“右派冤”的纸牌,站上主席台,立即引来台下数百人惊异的目光。有人表示敬佩,有人上前慰问,有人茫然不知所以,有人感到尴尬别扭,还有一些身穿便衣的特务,则赶忙举起相机拍照。
著名的非典专家钟南山院士也出席了这次聚会,他应邀给大家讲养生之道。钟南山说:“刚才校友们(在主席台上举冤牌)的情况,我都看到了,很理解。我历经‘三反’、‘五反’、‘反右’、‘四清’、‘文革’等政治运动,母亲在‘文革’中自杀。我把一切都看透了,这个账怎么算?找谁算?共产党六十年其实就三十年做了正经事,我的养生之道的第一条就是要学会忘记,忘记过去,忘记苦难,要有好心态,要满足现在的好日子……”
一位反右运动受难者的儿子马文都听到钟南山这番话,感慨地说:钟南山底气十足地要大家“忘记过去”。难道要我们忘记这些反右受难老人所经历的那个时代,让这些受难者忘记几十年不堪回首的遭遇,让人们忘记那个疯狂、灭绝人性,使几千万人丧生的历次政治运动?是的,因为你忘记了,你就可以取悦当局而成为既得利益者;因为你忘记了,你就能长寿。可是你想过没有,因为你的长寿,今后可能会有多少人更加的短命;因为你的忘记,正是由于许多人的失忆,才使倍受那个时代折磨的人更加痛苦,而求告无门;因为大家都忘记了,会使整个民族变得麻木不仁,我们的子孙后代可能重蹈覆辙,再受这类苦难!冤有头,债有主,这个账有法算,也必须算,这不仅是为了受难者自己讨回公道,更是要以史为鉴。
我记得北大校友、文革史研究者王友琴博士转述过一个关于牛和鸡的故事。一位被打成右派的教师在劳改农场放牛,牛群中的一头牛老了,干不动活了,人们就在一棵大树旁边把这头老牛杀掉了。自那以后,这位右派教师再带牛群去那棵大树附近吃草的时候,牛群都不肯过去,并且发出悲伤的叫声。一连几次,都是如此。以后,这位放牛的右派教师再也不把牛群赶到那棵大树附近了。原来,牛这种动物竟有着这么强的记忆力和同情心!牛是这样的,不过,别的动物却不一定如此。比如,鸡就不一样。在杀过鸡的地方,别的鸡照样吃喝玩乐,若无其事。有时候,一群鸡中间有几只给抓出来杀掉,开膛破肚,一些肠子什麽的丢在地上,别的鸡还跑过来争抢着吃。王友琴写到:“我听到这个牛和鸡的故事,我想到了人。对生活在文革后时代的普通人来说,我们都被置放到了在牛和鸡之间的某个位子。”
诚如昆德拉所言:“人类反抗强权的斗争,就是记忆反抗遗忘的斗争”。钟南山讲话最令人惊讶的一点是,他不但公开号召大家遗忘,而且还底气十足,理直气壮。似乎象他那样主动遗忘才是对的,别人拒绝遗忘倒是不对的。这就和上面那些向崔卫平发问的人一样,那些人自己没有同情心没有正义感不肯仗义执言倒也罢了,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居然能毫无愧色,心安理得,反过来倒对有同情心有正义感肯仗义执言的人不以为然。
其实,说怪不怪。事情常常是这样的:一个怯懦的人,如果他不肯因自己的怯懦而惭愧的话,那他就一定要对别人的英勇表示不以为然。沉沦并不总是痛苦的;只要你还在痛苦,那就证明你还没有完全沉沦。不消说,冷漠的蔓延和遗忘的蔓延都是暴政的后果;但我们也必须明白,克服冷漠,克服遗忘正是克服暴政的前提。
来源:自由亚洲电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