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一個七十八歲的媒體人判到死在牢裡，需要的不是證據，只需要恐懼——
恐懼真實，恐懼記憶，恐懼仍然有人敢把世界寫下來。
所謂「勾結外部勢力」，不過是威權最懶惰、也最萬能的藉口。
當權力無法反駁事實，便把事實定罪；
當謊言無法站穩，便宣布提問本身非法。
這不是法治的失敗，而是法治被有意識地扼殺。
一個社會若需要靠重刑來對付一張報紙，
就等於公開承認了自己的脆弱。
槍無法對付文字，
監獄無法馴服思想，
於是只能用判決製造寒蟬效應，
把恐懼當成治理工具。
但歷史一再證明：
所有靠恐懼維繫的秩序，
最終都會被恐懼反噬。
你可以關押一個人，
卻無法關押一個問題——
為什麼講真話的人，必須被消滅？
這座城市真正被判刑的，
不是一個老人，
而是新聞自由、司法獨立與公眾的知情權。
判決書只是形式，
而真正的內容早已昭告天下：
不服從敘事者，
將被清除出公共空間。
然而，政治報復從來無法洗白自己。
它只能延遲清算，無法取消記憶。
每一次這樣的判決，
都會在世界的另一處被記錄、被標註日期，
並在未來被重新宣讀。
他們以為這是終局，
其實只是證據。
英雄無罪。
可恥的是這份判決，
危險的是製造它的權力，
而終將被歷史否定的，
從來不是講真話的人。
